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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指出，国有企业制度是基于人们对自然秩序、经济规律认识不完全、未遵从基本原则而建立起来的。而建立在这种企业制度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就可能缺乏长期合理性与可持续发展性。事实上，伴随着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势在比行，我国现有企业文化也正面临着无可避免的失落。传统的企业文化正在失落，现代企业文化又没有形成，可以说，我国企业文化现正处于无有、无序的混沌状态。国有企业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向往外企文化的现实，也可以反证出我们确实缺乏自己真正的企业文化。由此可见，重建企业文化的现实必要性、紧迫性及责任是多么的重大。
    进行我国企业文化重建，一方面要注重企业使命观和人才观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应充分尊重与利用两方面的资源：其一是我国传统文化，其二是外国现代企业文化。我国传统文化重点关注的是天地自然规律、人类自身本质规律的探讨和应用，这有助于我们在理性有限的现实下，遵从天地自然规律；而国外现代企业文化则体现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要求，这可使我们尽快跻身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行列。
    1、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首先应当分清楚哪些文化资源是当时合理、有价值的，哪些文化资源是现时合理、有价值的。我们重点回采与重铸的应当是现时有意义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精华”。
我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主要有：价值资源与道德资源。
    （1）不可发展的价值资源
    价值资源的主干：一是“道统”；一是“政统”。可以说，我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维持、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制度的建立与这种传统文化均有一定的关联。基于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及主要生产方式建立的这种价值理念，在当时农业经济时代（特别是对重要资源——江河的治理与利用）有极重要的现实合理性。然而，由于它强调的是政府集权式的经济治理，而不是开放性的市场规则式的经济治理，所以与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经济相冲突，缺乏现时的合理性与可发展性。我们只能选择暂且不论，搁置一旁。
    （2）可重铸的道德资源
    道德资源的核心部分在于儒家文化和儒家精神。体会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所谓“中庸”是提倡“我们不必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我们对生活有高度觉解，在平常的生活中，在现世伦常的义务中，在某种社会角度和社会位置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崇高地生活。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否成就外在的功业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内心得到了某种精神满足，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华中理工大学《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1999年）。这种中庸式的精神价值观的印记深深地刻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准则中。比如成于清代、流传至今、广为人知的处世名篇——《菜根谭》就一再告诫人们：“做人做事留余地，求业求功勿使盈”；“留一步与人行，减三分让人尝”；“做事勿太苦，待人勿太枯”。中庸精神、中庸文化以和缓、平衡、淡泊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我国农业经济时代人多地少从而人际管理紧张的社会环境是必要也是重要的。然而由于它无意中忽视了创新，忽视了发展这一天地人类存在的本质，因而不仅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效率创新准则，恐怕对过去几千年拖滞我国商业化、工业化进程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中的“道”，指的是我们应遵循天性、尽道德义务。“极高明”，指的是人应该有道德境界和道德人格，甚至应达到超道德的“天地境界”，“人只要挺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我们就能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华中理工大学《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1999年）。此种境界的儒家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活动是极有益处的。
    经济学可以证明：“仅靠经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然后互相抗衡达到利益均衡，是不行的。那些历史地形成的精神力量、道德规范是有效率的。这 个世界不能没有道德，没有精神。经济活动必须要靠精神道德的无形力量来维系”（盛洪《为万世开太平》1999年）。我感觉松下的使命感，其潜在的重要启示也可能正是得益于中国儒家文化道德的力量。松下企业精神里：“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是不是散发着一种浓浓的道德情结呢？
儒家文化的精神与道德观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希望人们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自己生命的理性，从而全面发挥其本性，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由于儒家最后总要落实到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上来，从而人在宇宙中创造性的地位不倡而立。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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